我二十一岁那年出门去西藏，背了一个小包。包里有一瓶小样的防晒霜、一部相机、一套相机支架、一个卡式录音带，还有一部只能工作两个小时、并且时不时卡顿的手机。
旅行来得很突然，出发前我并没有多想我要带上什么。后来想起来：它们加在一起大概能说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当然什么也说明不了。但至少看起来像个要出门的人。
火车是硬座。硬座没有充电口，这是它的基本设定，就像门卫室没有沙发。要想充电，得走到卫生间前头，那里有几个插孔，永远有人占着。我观察了一阵，发现占着的人并不都在充电，有的人只是把插头插着，仿佛那块地方是他家的。资源一紧，人就容易变得有哲学味：我站在过道里想，电这东西本来是从别处来的，经过很多人的手，最后到我这里只剩两个小时，这中间必有损耗，而损耗掉的部分又是什么？
车上信号也不好。你即使充上了电，也只能看着屏幕上的圈儿转。
我的手机在第一天下午就没电了。其实我也没干什么，只是用它听提前缓存好的音乐。嗯，是 Tangoz 的《流浪地球》。音乐是提前下进去的，这说明我在出发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自己会失联——失联比我想的要安静。
失联这件事比我想的要舒服。歌词启发了我，自己配了一句英文：away from the fast life with fast cars。写完我就有点脸红，因为这句话翻成中文不过是“远离快节奏的生活”，听着像一句广告。人一旦想显得高级，就会露出马脚。
硬座从成都出发，拉萨似乎也不远。这个“似乎”很关键：地图上是一条线，一坐确实是三十多个小时。
我旁边坐着一位女生。全程我们几乎没说话。以下我就称她为 A 姐。
乘务员过来说：尽量不要一直睡觉，否则缺氧会更严重。
这句话我琢磨了很久。嗜睡本来就是高原反应的一种，人不舒服才睡，不让人睡，等于让人清醒地忍着，况且全车的人十之八九有了高反，而高反的人十之八九又在昏昏欲睡。这就好比规定发烧的人不许脸红。当然，乘务员是好意，而好意常常是这样：它解决不了问题，但它必须说点什么。我因此对乘务员这个职业生出一种敬意——他们每天要说很多正确而无用的话，还得说得像是有用的。
车厢里的气氛很闷，一车人昏昏欲睡。我没有什么明显的高原反应，这可能是因为我年轻，也可能是因为我笨，身体还没反应过来该难受。A 姐就不行，她因为高反而嗜睡不止。
在硬座上睡觉是件很不体面的事。方案一，趴在小桌板上，像高中那样，睡醒了腰疼、脸也压得变形，脸上还会留下一道笔袋的印子。方案二，靠着椅背，可是硬座没有扶手，连用手撑着头都做不到，脑袋只能靠脖子自己撑着，而脖子这东西，撑二十分钟就开始跟你商量。
A 姐用的是方案二。她睡着睡着，头因为没有支撑就惊一下，惊醒了，又因为高反昏昏欲睡，于是再睡，再惊。我闭着眼睛听歌，听着听着，她的头就靠到我肩膀上来了。
我没有弄醒她。等到她睡醒了，精神一段时间后，做做自己的事情，又开始昏昏欲睡。她开始昏睡时，头总会往另一个方向倾斜，但是兜兜转转又会往我这边靠。睡觉的脑袋是很务实的：一旦靠稳当下来，就不会去寻找那么多新的方向了。
坐火车去西藏的人，心里大约都有些事。A 姐的包里放着一本考公的复习书，红色的。
这一段我写的时候卡住了。当时我是有感慨的，但说不清那感慨是什么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：她按高反的情况，必然不是西藏人。一个外地人，坐着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去拉萨，包里还塞着一本红书，这说明她并不真的在旅行。她只是把自己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，书跟着她，就像债务跟着人。
反过来想，如果我是在考研期间跑出来旅行，却把考研的书带上了火车，那我心里那点纠结也就一目了然：玩的时候欠着学，学的时候欠着玩，两头都欠，两头都不还。这种日子过久了，人会变成一个总在赶路却哪儿也没到的人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那本书大概和我心里那句英文一样，是某种必须带着走的东西。带着它，人才能说服自己还留在原来的轨道上。
火车到拉萨还要很久。我肩膀有点酸，但没动。
不知道，但总有法子。